但实际上，从法人的起源上看，逻辑则是恰好相反的。

[10] （一）人工智能是否是人 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法律主体或法律关系的主体依法域变化。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十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三十日内在报纸上公告。

[12]因此，倘若生物意义上人不具有独立参加法律活动、履行权利义务并承担责任的资格，则不能视为法律意义上的人，古罗马时期的奴隶即是如此。三．人工智能的法律主体资格 联结主义人工智能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了自然人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甚至具有了意思表示之能力。贵族或平民、男人或女人这些都影响了完整意义的法律上人之认定。尽管它在某些领域会显得非常智能比如完败李适时和柯洁的Alfago，但是这仍旧是来源于其对全部围棋落子求解答案符号的排列组合选择。最为凸显的问题就是人工智能在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显而易见的便利的同时，其法律地位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工智能法律主体资格之考虑应该不应扩展到宪法领域。当然，从发展的眼光来看，目前任何对人工智能下结论的观点都是轻率的。必要性原则要求在可以实现同样行政目的的多种方法与手段中，尽量选择对相对人权益损害最小的方法与手段。

当然，这里的成本不局限于行政执法的成本，因为作为执法对象的人的损失，亦是成本，比如警察开枪导致的相对人伤亡就是昂贵的执法成本。三、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前置程序保障 如前所述，法律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赋予警察用枪的现场裁量权，与此相应，法律应保障警察合法临场使用枪支，而不是一味地严格限制警察持有、使用枪支。而且，除了刑事侦查类的警察外，其他警种很少有日常配枪。由于每个警察个体的心理素质、工作经验等不尽相同，因此难免会出现警察现场判断与法律规定、公众判断不完全吻合，这常常是警察用枪遭受非议的节点和原因所在。

其中最典型的为2015年发生在安庆火车站的袭警枪击案。裁量权过大容易被滥用、不受控制，而裁量权过小则会导致警察畏惧用枪，无法实现警察配枪制度的既定效果。

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制定这些法规、规章以及司法解释的部门多出于管理枪支的需要而立法，甚至还有专门为警察使用枪支的行政处分责任而制定的规章，比如公安部2002年11月发布并实行的《公安民警违反公务用枪管理使用规定行政处分若干规定》。几乎所有国家(地区)有关警察用枪的后续手续中都设置了内部报告制度，只是程序的繁简不同而已。警察用枪标准和掌握，是一种专业判断，而普通老百姓对于用枪标准的理解，则属于大众化的理解。在美国法律实践中，对于警察何时使用枪支这一问题，许多州曾提出过这样一项原则——重犯逃逸原则(The fleeing felon doctrine)。

香港的某高位级警官曾调查表明，日常执勤中有过拔枪经历的警察占总人数的38%，但其中仅有10%左右的人按要求上报，约30%的人并没有上报，他们担心无法完全理解并遵守内部规则而受到惩罚，害怕得不到上级的支持(因为不信任上级)而被孤立。{21}17 对于警察的宣传过于空泛、形象虚拟化，难以引起公众对警察使用枪支的理解。2013年，酒醉的广西民警胡某进入被害人蔡某、吴某(孕妇)夫妇的老牌螺蛳粉店要求出售奶茶被告知没有后，胡某持枪射杀二人致一死一伤。从各国立法的本意来看，设置用枪的事后报告程序并非是为了便于警察部门掌握每个警察用枪的实际情况，而是为了让警察知晓程序上存在严格的内部监督，从而能促使警察谨慎、合法地使用枪支。

其一，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必然性诞生于相关立法的原则性与警务实践的复杂性之间的冲突。如，我国香港地区法律规定，防暴警察面对暴力时，需要依据不同情形分别采取展示警告旗、发射催泪弹、橡皮子弹等方式，最后在遇到高度暴力并可能威胁警员生命时，警察才装填杀伤弹药采取杀伤方式自卫。

进入专题： 警察用枪裁量权 。{7}43警察用枪裁量权的存在既是弹性立法的需要，更是一线警察执法复杂性做出的必然制度选择。

比如日本《警察枪支使用及处理规范》第7条明确规定了警察鸣枪示警程序，当警察认为鸣枪属于制止犯罪嫌疑人行为的适当、必要手段时，可向天空等安全方向开枪。{16}154内部报告制度是监督警察用枪裁量权的一项重要制度。当民众质疑这种正面宣传报道时，警方或政府又缺乏有力的针对性举措，而只能一次又一次地将结论演绎为各种版本，这种缺乏实证性的信息公布显然不足以服众，直接影响到警察执法的公信力。3.鸣枪方向是否安全难以判断。{13}很显然，警察如果仅仅使用催泪瓦斯、高压水枪即可达到维护公共秩序的目的，则对于非法集会现场使用枪支射击控制局面，就是不适当的。{6}可见，由于行政执法面对情形的纷繁复杂，因而寄希望于单纯凭借立法约束或者事先设定制度完全控制警察行政行为的想法，恐怕只能是理想状态。

{5}360警察用枪是可能伤害他人身体甚至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这样既可以消除警察现场裁量用枪的后顾之忧，又可将警察用枪裁量权置于公众监督之下，更有助于减少、降低甚至消除警察用枪裁量权的谣言传播。

遇到紧急、复杂情形时，常常不仅无法保证人人有枪，更无法保障弹药充足，因而对付某些行为极端的违法者鸣枪示警无异于对牛弹琴，反而可能会使执法工作愈发被动。更有甚者，面对公众富有想象力的推论及各种猜疑，舆情的流弊往往超乎寻常，警方或政府公关的方式多数仍然是拒绝回应而任其发展，有效的沟通和回应成为警察执法中的奢谈。

(二)我国警察用枪信息公开及公共舆情应对的缺陷 1.有关警察用枪的宣传、报道往往比较单一，多以说服性传播、弘扬主旋律为报道方向。此外，还应当建立合理的信息公开制度，增进公众对警察用枪专业行为的理解与信任，提升警察用枪行为的正当性，提升警察执法的总体公信力。

从现行涉及警察枪支使用的法律、法规条款来看，法律对于警察用枪的条件限定几乎都是原则性的规定，仅有的精细化条款也属枪支使用的技术性条款[6]。警察用枪的立法，应由管理型、约束性立法向引导性、规范性立法转变。2.自我约束意味着警察用枪的标准总体要统一。受限于知识局限性和理性认知能力，立法者不可能全部预见到案件发生的千差万别情形。

随着政府权力持续、不断地急剧增长，只有依靠程序公正，权力才可能变得让人容忍。二者之间因为身份差异、现场与非现场感的差异、局内人与局外人的差异，因而必然会存在用枪标准的理解和认知差异。

按照通说，行政职务行为是国家工作人员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行使管理职权，其管理活动产生行政法上法律效力的行为，合法的职务行为具备法律上的强制力、确定力和拘束力。危险达到什么样等级的暴力犯罪行为，就可判定为紧急？对法律规定的暴力犯罪行为，在实践中是否需要分级对待？2.可以使用武器应当作何理解？可以使用就是指不做任何严重程度区分而采用任何方式(如现场击毙)地使用武器吗？可见，在实践情形下，判明这一概念，实际上就被转化成了警察自由裁量的范畴。

现阶段特别是网络作为媒介的现代信息传播途径无孔不入，一旦缺乏主流媒体的正面发声，就只能任由小道消息在公众中流传。警察特殊的履职场合决定了法律必须赋予其合理的用枪裁量权，构建警察用枪的制度化保障机制，消除警察履行用枪职权的后顾之忧。

我国《枪支管理法》5条规定：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监狱、劳动教养机关的人民警察，人民法院的司法警察和担负案件侦查任务的检察人员，海关的缉私人员，在依法履行职责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用枪。《俄罗斯联邦警察法》第19条规定：警察应将由于使用徒手格斗造成公民健康损害或给公民、组织造成物质损失以及使用警械、枪支的各种情况，从使用时起24小时内通知直接领导或最近地区执法机关、警察局领导，并提供相应报告。1.立法明确授权鸣枪示警模式的俄罗斯、乌克兰、越南、日本等国，将鸣枪示警视为警察开枪射击前留给违法行为人的一个自行服法机会。但对于报告的形式，《警察通例》则未加以限定，警察可根据情况自行决定采取书面或口头形式。

但是，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发生的因警察违法用枪而致人伤亡的事件，又导致民众对警察用枪的正当性提出质疑。在我国关于警察使用枪支的现行法律法规中，限定性条款要远远多于授权性条款。

警察用枪的合法性及其现场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正当性，事关警察用枪行为的合法性。庆安火车站事件中，民众质疑的也是警察怎么可以对一个拿着棍的人开枪射击，而应该是勇敢扑上去赤手空拳搏斗才对。

比如深圳和福州警察设局枪杀他人案[2]，2004年、2009年分别发生在云南和广西的4起警察枪杀无辜群众的案件，其中3起均为警察酒后滋事开枪致人死亡的案件[3]。立法规则的严苛与实践追求弹性之间似乎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方面警察执法的时效性与复杂性天然需要立法赋予用枪的弹性空间。